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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上，早在先前，针对衙役的改革已悄然试水，小规模铺开。
当初裁撤卫所军时，一些将领与士兵被安置为地方衙差，便是这一变革的缩影。
除了锦衣卫这类特殊机构得以保留，并转型为政务处直接管辖的武丁体系的一部分，其余卫所的将领与士卒，退役后转任衙役者不在少数。
这些身经百战的军人，褪去戎装，换上公服，走入市井巷陌，维持秩序，初显成效。
然而，这一点点，远不足以支撑他的宏伟蓝图。
朱允熥心中的愿景，是将所有衙门的人事管理彻底正规化，纳入严密的制度框架。
他要让每一道政令的执行者，从上至下，皆如齿轮般精密嵌合，运转有序，不留一丝纰漏。
让大明朝廷对社会的控制和管理，丝毫也不落后于资本化、工业化的速度，甚至更进一步，比肩后世现代社会。
唯有如此，大明才能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时代洪流中屹立不倒，迎来真正的盛世光芒。
这场变革中，最核心的两大支柱，一是人事的严密掌控，二是财权的彻底清整。
所有的政府雇员，皆须纳入朝廷的统一管辖，不容地方官员随心所欲地私自招募、任意安置。
此举在深层意义上，乃是为斩断贪污受贿的根须，遏止以权谋私的暗流。
一位官员自身或许能秉持清正廉洁的风骨，可他身旁之人却未必有同样的操守。
每当朝廷新任命一位官员即将赴任，总会有一群人蜂拥而至，寻门路、攀关系，恳求担任门房、轿夫、厨役，乃至谋取各种杂差。
而这些随从仆役的薪资，正常而言，朝廷是不出钱的，皆需官员自掏腰包。
那么，官员的钱又从何而来呢？
须知，即便朱允熥登基后大幅提高了官员的俸禄待遇，他们的薪水虽有所上涨，却远远不足以负担如此庞大的随从开支。
这其中的隐秘，说出来能令人瞠目。
那些追随官员赴任的仆役，竟多是分文不取、自愿效力的。
即便如此，在上任官的手底下觅得一份杂差，仍是千难万难，人人争破头颅。
往往需通过官员的至亲好友、宗族姻亲，层层打通关节，方能挤进这“分文不取”的随从行列。
世人熙熙壤壤，皆因利来利往。
这些仆役当然不可能真的去“助人为乐”，无偿为百姓服务。
他们随官员踏入地方官府，都是奔着从中渔利去的。
更令人齿冷的是，这些仆役所能攫取的好处，往往远超正常仆役薪资的数倍，乃至数十倍，上百倍！
这早已成了官场中代代相传的“潜规则”。
数千年来，概莫如此。
有此毒瘤盘踞，官员纵有清廉之心，也难保一尘不染。
恰如《红楼梦》中贾政赴任学政，虽自身不贪分毫，可跟随他的仆役却借机大肆敛财，毫不手软。
那么，官员能否干脆不携仆役上任，轻装赴职呢？
答案是否定的。
这并非因官员非要前呼后拥、有人服侍方显威仪，更不是单为排场与体面。
而是若他孤身前往，初到地方，势必被盘根错节的衙役团团围困，或被架空权柄，或被戏弄如傀儡。
如此一来，他纵有满腔抱负，也难施展半分。
连庙堂里沉默的木菩萨，或许都比这空有其名的主官更具威慑。
想要上任掌权，他就必须要自己带一批人去。
在朱允熥眼中，这样的体制积弊深重，非大刀阔斧地革新不可。
他决心以雷霆手段，将腐朽的根基连根拔起，重塑一个清明高效的官场秩序。
否则，大明的前路，将被这些无形的枷锁牢牢拖曳，难以迈向真正的盛世。
财权的整治同样至关重要，丝毫不容忽视。
若收入与支出未能严格划清界限，即便官员自身不染贪墨，那些奔走办差的衙役也能随意巧立名目，敲诈百姓的钱财。
唯有从根源上斩断这条暗渠，无论以何名义收取的钱款，皆须第一时间归入国库，方能彻底遏制这种恣意妄为的以权谋私。
况且，随着社会的演进，地方官府的税收种类注定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田赋。
工业生产与商业活动的税源，其灵活性与操作空间远超僵硬单一的田税，若不在起始之时立下铁律、堵塞漏洞，必将成为滋生贪污受贿的沃土。
预算管理的开支问题，亦是同样的道理。
单纯的农业社会，收支条目寥寥无几，简单明了，故而无需特意设立预算制度。
然而，时代一旦迈入新阶段，收入的来源将如江河分支，错综复杂。
支出的用途亦如繁星点点，千头万绪。
若不在此刻未雨绸缪，建立严谨的预算约束，将来定会陷入一团乱麻，难以收拾。
眼下，商税的征收主要由税务司直接掌管，尚能维持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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